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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之路（转）
        1955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特马利针镇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帕克斯与另外三位同伴一起下班回家，车上很挤，一位白人乘客要求她们让座，她的三个同伴让了，但她还是继续坐着。然后上来了一位警察，在简单对话后将其逮捕。当时，整个美国南方在公共汽车、饭店等公共场合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按规定，在公共汽车上黑人必须要给白人让座。在那一段帕克斯与司机的简单对话中，她只是说了几个字：当司机要她让坐时，她说“不”；当有人要逮捕她时，她说：“你可以这么做”。
    帕克斯被捕事件意外地造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人权运动。帕克斯被捕后，很快被一位黑人领袖保释了出来。第二天，当地黑人领袖召开会议，在了解到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公司严重依赖黑人乘客之后，他们决定从12月5日开始抵制所有的公共汽车。发生在1955年冬天的这一事件也让一个叫做马丁•路德•金的26岁的黑人成为了人权领袖，当时他正是蒙物哥马利莱克斯特洗礼教堂（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in Montgomery）的一新到的牧师。他领导人们开始了长达381天的抵制公共汽车行动。在这场运动中，蒙哥马利市5万黑人团结一致，宁愿步行、搭便车、骑自行车甚至骑驴出行，就是不坐公共汽车。直至最后获得成功。
    由帕克丝以及她引发的维权运动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当法律本身不保护甚至是剥夺你的基本人权时，所谓的回到“法律轨道”“依法维权”，是不可能的，此时，法律不仅不会保护你的权利，还会剥夺你的权利，“依法维权”只能是一种“权利自杀”。试想，帕克丝如果当时把白人告上法庭，即使是最敬业最有良知的法官也只能判帕克丝败诉。而美国是一个英美法系国家，帕克丝一败诉，就会成为一个经典判例，日后，面对同样的案件，其他人连起诉都会成为多余。
    启示二：当某个法律不能为维权者提供“有效”的“法律轨道”时，维权者就必须放大视野，寻找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法律轨道，在这个新的法律轨道上“依法维权”。比如面对不公义的州法，马丁路德金博士就放弃了原有的法律轨道（州法），而娴熟地运用了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示威、**、结社、罢工（包括罢乘）的宪法权利为自己的反“公汽种族歧视”维权运动鸣锣开道。
    启示三：面对维权操作有制度性缺失，法律完全不公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运用合法的公民社会参与运动，影响公共舆论，迫使行政机关（往往起配合的作用）、立法机关重新审视公义的立法原则，废除不公义恶法，订立合乎公义的新法，为公民捍卫基本人权打造良好的平台，这才是在维权工具性缺乏的情况下，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解决之道。（马丁•路德•金博士是如此，某律师也是如此，假如当时美国的其他黑人向帕克丝女士和金博士大声呼吁：请停止罢乘运动，回到个案解决的“法律轨道上来”。这岂不是很荒唐可笑吗？如此维权，黑人永远不会有座位。）
    启示四：任何大的维权运动，都不可能不与政治发生关系。除非国家和政府自行消灭，或者人自己进入坟墓，否则，任何活着的公民都不可能逃脱政治的影响，指责维权运动有染政治，这简直就是不明常理。一般来说，极权政府本来就喜欢以这种借口对她的公民进行打压和迫害，如果维权阵营内部都这样互相指责的话，这就正中了掌权者的下怀，而且，你的指证是作为极权政府对立面的指证，你这种“虚假（认知造成）”的指控就会显得特别有说服力，甚至可能会使普通民众都会受到误导，站在压迫者一边，使你孤立无援，自掘坟墓。试想当年如果黑人都向金博士发公开信，指责他搞政治，只要美国政府稍稍不文明，就可以以“颠*覆国家安*全罪”逮捕金。当然，在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这种危险（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罩着），但倘如此，也是会拖累这场运动的果效的。如果母亲足够聪明的话，就应指出：这不是狭义的搞政治，即使是搞政治，也是公民的权利。我D搞政治，就很光荣、伟大、正确，其他公民搞一搞，虽不那么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未必就是可耻的吧。
    启示五：在维权操作有制度性缺失时，必须（情势需要而非强迫个人）有人自愿站出来，以身拭法，为催生新法作出牺牲，像帕克丝女士那样，同时，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与虎谋皮，就得准备被虎咬。像帕女士被逮捕时坦然说：“你可以这么做”。在极权国家，甚至你还没有以身试法，就可能会被抓，这时你可以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但依然得忍受着被他这么做。假如你没有勇气，不应受指责，你可以像帕克丝女士的同伴那样与现时的制度进行妥协，但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应该积极拆毁帕女士的工程（正如去拆毁比帕女士处境险恶得多的某律师的工程一样）。
    最后，总结维权运动的几条基本原则：
    原则一：公义的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
当公民面对极不公义的法律时，公民有权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不应被指责。否则，违法的帕克丝就不应被称为“人权之母”，而应被诅咒。因为法律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持公义，如果某个法律不公义，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再去遵守维护这种法律，反而是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时，勇于违法，恰恰就是在捍卫法治。
    原则二：非暴力的原则高于公义的原则。
不管是为了追求公义，还是为了捍卫法治，都不能不择手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暴力会导致秩序的彻底沦丧，一旦社会的秩序彻底沦丧，公义和法治也会随之消失。暴力法则只会为极权主义提供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当以某种手段（暴力）来追求某种公义的目标，却导致目标的最终消失，这种手段（暴力）就应该被抛弃。
    原则三：要敢于担当。
胡适先生说：与虎谋皮，就得准备被虎咬。很多人都据此批评胡适先生为蒋政府说话，对胡先生横加道德指责，我以为批评的人太浅薄，没有领会胡先生的真义，胡先生说此话有两个背景：一是反对暴力**，不认为抗枪杀人不需要任何惩罚（哪怕以**的名义），这并不违反道义（见原则二的阐述）；二是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和平革新运动，没有任何过错，也要做好“被虎咬的准备，这是告诉我们要敢于担当，说出了某种真相，与道德评价无涉。就像帕克丝女士无可指责，但面对警察要逮捕她时依旧坦然说道：“你可以这么做”。

[ 本帖最后由 yuyuanqing_hz 于 2006-10-30 10:23 AM 编辑 ]

anglaide

符合三条基本原则的人1989年时，已经挂了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