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犯”24年递交3千多份“血状”终获昭雪

“强奸犯”24年递交3千多份“血状”终获昭雪
2010-08-31 10:16 辽沈晚报


    1986年，业余歌手刘吉萍(化名)一纸控告书将裴树唐送进监狱，被判刑7年。14年后，她双膝跪地向裴树唐递交了一封长达8页的“忏悔信”，称当年的控告是受人唆使和胁迫下的诬告，为了还裴树唐清白，她宁愿坐牢也要把事情说清楚。

24年申冤:

一共递交出3007份“血状”

2010年8月，烈日下的武威市热气逼人，城北一个写满“拆”字的小胡同深处，一个破旧的院落是裴树唐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栖身之处。他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即使户外阳光刺眼，屋里也要通过一盏白炽灯照明，电压不稳，灯光忽暗忽明。

从锒铛入狱到刑满释放，裴树唐始终拒绝认罪。为了洗脱自己“强奸犯”的罪名，24年中，他一共递交出3007份“血状”，人也从远近闻名的艺术骨干成为齿落发白的落魄老叟。

2009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再审决定书，指令甘肃省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2009年12月11日，甘肃省高院再指令武威市中院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

24年后的2010年7月21日，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再审了这起“强奸案”。站在法庭上，当年的女“被害人”刘吉萍道出了“强奸案背后真相”，83岁的尹平律师身旁，裴树唐业已老态龙钟，须发皆白。

一起离奇的“强奸案”，蹂躏挣扎着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而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罪与罚？

那场劫难:

“我以为我就是去开会的，没想到……”

裴树唐的家门口挂着“恶疾传染，谢绝客访”的牌子，“有些人躲着我，有些人歧视我，有些人同情我，强奸犯的罪名让我抬不起头来，我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好歹约到他，开门时他说。  
这间小房间里的家具极其陈旧，地上一个硕大的纸箱子引人注目，里面的纸很多已经发黄，那里写满了他为申诉书写的原始材料，有手写的，有打印的，各式材料围绕的，尽是令他死都无法忘却的1986年。这一年的8月5日，他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那场劫难。

那天下午，作为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文艺辅导干部，42岁的裴树唐为了筹备9月份的全区职工业余文艺调演召集部分地区文艺骨干开会。时年24岁的业余歌手、油漆女工刘吉萍也在其中。会后，下午5时许，刘吉萍在地区秦剧团音乐老师严中全的钢琴伴奏下练唱。严觉得她音质不错，但语言发音不准，于是推荐裴树唐为她单独辅导。“刘吉萍在业余学生里很不起眼，她参加过我的学习班，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裴树唐对本报记者说。

那天不觉间超过下班时间，晚7时许，刘吉萍决定回家，并和裴树唐约好第二天上午再来。开门时正遇到前来找她回家的未婚夫曹某。曹见两人独处一室，拉着窗帘，怀疑有不正当关系，便与裴吵了起来。吃饭回来的严中全告诉曹，是他让裴辅导刘的，而会计张殿元则证实裴办公室窗帘自进馆以来就一直是钉死的，拉不开。曹自觉理亏离去。

8天后的8月13日，裴树唐在馆领导的安排下参加一个政府召开的大会上，“我以为我就是去开会的，没想到……”当着数百人的面，他被警察戴上手铐带离会场，原因是刘吉萍控告其“强奸”！

8月30日，裴树唐被宣布逮捕，审讯过程中，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强奸。当年12月17日，原武威市法院一审认定裴树唐犯有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裴树唐在判决上写下了“舍命难服”的字样。

妻离子散:

孩子不敢再去上学

裴树唐坚持自己无罪，提出上诉。1987年3月21日，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由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裴树唐用震惊与愤怒来形容获罪时的心情，一头花白的头发颤抖着、愤怒着，尽管已时隔24年，那份愤怒的心情，依然无法平息。他不知道与他无冤无仇的刘吉萍为什么要陷害他。辩护律师尹平在二审期间询问刘吉萍时，刘吉萍称强奸的事实不存在，她是在文化馆几位领导和自己未婚夫的唆使与诱惑下诬告裴树唐的。裴树唐闻讯后更为震惊，“虽然我与文化馆的领导因为工作意见不合，他们也不至于往死里整我啊！”

“强奸犯”的帽子改变了裴树唐的命运，也摧毁了一个好端端的家。

在这之前，能说会唱的裴树唐武威地区也是小有名气，一家子和谐美满。事发后，虽然妻子坚信他的清白，一直在外面为他申冤。然而，“强奸犯”的罪名却让她在众人的议论中不敢出门见人，即便是在街上遇到自己昔日的好友、同事也要躲着走。更惨的是裴树唐的一双儿女，当时儿子只有10岁，女儿刚刚8岁。每每同学们追着他们大喊“强奸犯”，“强奸犯”时，孩子们都要哭着跑回家，不敢再去上学。

“我的母亲性格倔强，得知我成了强奸犯后，把我的家信原封打回，对外人说我在外面被车撞死了。我兄弟姐妹9人，只有最小的弟弟去监狱看过我。我的岳母她一直视我如己出，我却让她蒙了羞……”

入狱的第二年，春节前，监狱邀请表现好的犯人家属在座谈，还未满9岁的女儿看到邀请信，背着母亲和奶奶跑到监狱。“小孩子不懂事，冲过警戒线直接闯监狱大门，被武警拦下，问她干什么，她说她来看爸爸。女儿被管教抱着来到我面前，管教干部们还给了孩子压岁钱，拿了很多糖果，让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和孩子聚聚。其他犯人知道后，把家里带来的糖果等好吃的都拿来了，要我送给孩子。”说到此处，66岁的裴树唐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记者面前泪如雨下。

1989年，为了给妻子和儿女减轻压力，裴树唐给妻子草拟了离婚意见书。同年，夫妻二人离婚，一双儿女由妻子抚养。

妻离子散。悲剧坚定了裴树唐为自己申诉的决心，“我必须讨清白之骨，给儿孙，给我的亲人们一个交代。我必须活着，活着，才能把事情弄明白！”

有一段时间，裴树唐的身体极其不好，他给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女写了遗书，其中部分内容就是涉及这起强奸案，“如要你们还是我的儿女，就拿着这些材料，替我告，如果你们告不赢，留给下一代也要告，直到为我讨得清白。讨得清白的时候，你们到坟上告诉我就行了，这是对我最大的孝。”

迟到的忏悔:

“裴老师我对不起你……”

转机出现在2000年底，此时，他已经刑满释放7年，他蜗居在学生借给他的小煤房里，为人拉车、给餐馆洗碗，以此筹集资金，为自己的清白申诉。

这一天，裴树唐突然收到学生家长的传呼，要他火速去他家一趟，有急事。他以为学生家长家里出了什么事，赶紧过去，到了院子里，他就看到了刘吉萍。

“裴老师我对不起你。”她“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裴树唐一边扶着刘吉萍，一边从她手里接过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

“从被告强奸那天起，我就想找刘吉萍问个明白，想知道指使她害我的幕后指使者是谁。出狱后，我四处找她，听说她在青海，我就跑去青海，听说她在新疆，我就去新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她。”裴树唐说，之前他想过质问她、骂她，可是看到眼前这个泪流满面的刘吉萍时，他只说了一句，“傻丫头，看你干的这些事！”

刘吉萍给裴树唐的忏悔信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刘说，十多年来她一直很后悔也很害怕，痛苦得自杀过好几次，每次听到警车响，都吓得直哆嗦。想说真话，总有人不让她说，并威胁要以诬告罪判她三年刑。得知裴树唐被判7年刑之后，她大病了一场。

刘说，这14年来她的痛苦和耻辱并不小，害了裴的同时也付出了自己的清白。而她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裴洗清冤枉的同时也为自己洗清冤枉，向裴赎罪。

而裴树唐强奸她的“真相”也在这份忏悔书中被揭开——“强奸”根本不存在，是文化馆的馆长汤某、副馆长俞某借着她男朋友与裴树唐争吵之事，多次唆使她去诬告，并且承诺事成后将他们二人双双调入文化馆。当时的那份控告材料是文化馆的领导草拟好后让她抄的，其中，男朋友为了一己私利，也曾多次威胁甚至殴打她。

裴树唐掉泪了，他感觉到这起冤案有希望了。刘吉萍也在他的陪同下到北京最高法申诉。也正因为刘吉萍的出现及作证，案件终于有了进展，并且迎来了再审的机会。

真相后的宽容:

只求告慰我逝去的亲人

无论是否能得到应有的清白，裴树唐仍是变了。24年的磨难，这个曾经远近闻名、快板、话剧、吹拉弹唱样样通的“活跃人物”，成了一个成天弯着腰、苦着脸、不爱和人说话、花白着头发的老人。

事发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文艺活动，因为，“再也没有摸过这些东西，想起来就让人伤心。”

刚出狱时，他给人拉车，洗盘子，也出去做工程，后来慢慢老了，干不动了，他也就靠起了低保，从最开始几十块钱，现在刚刚涨到二百多元，靠着这些，和儿女给他的一些贴补过生活。“申冤”成了他这24年里的唯一生活主题，而除了“获得清白”之外，他的人生，似乎也再没有别的追求了。

强奸案的幕后指使，在刘吉萍几次接受询问以及她亲手写的证实材料中渐渐显现。

然而此时，裴树唐得到的消息是汤某已经不在人世，俞某早已经回到上海，据说也已经故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心中的恨仍然在，但我却完全没有追究他们责任的想法，人无完人，有的时候，在特定的时期，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我现在只想请求法律还我的清白，洗脱我的罪名，也好给子孙一个交代，并告慰我逝去的亲人。”裴树唐对记者说。


2010年7月21日，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这起“强奸案”。为了审理此案，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了五个人的合议庭，审判员裴志平称其为“豪华阵容”。但判决结果的宣布还需要等待。“再审宣判之后，您的计划是什么？”记者问。“我最想做的是在武威，给我岳母上坟，去兰州，给我父母上个坟，告诉他们，我没有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没有让他们蒙羞。我会去看我一个逝去的弟弟，我是哥哥，我不跟他计较，但我不想去看另外逝去的两个哥哥，他们是哥哥，当年，他们应该相信我这个弟弟。”

裴树唐说，案结之后，他将与儿子和女儿一起远离武威，远离这个伤心之地，“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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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败也刘吉萍，成也刘吉萍，但为了个人的私利把别人害惨了的刘吉萍，自己也承受了24年痛苦与耻辱。而真正逍遥快活的是文化馆的馆长汤某和副馆长俞某，他们一身轻松地到西方极乐世界祸害别人去了，我想以他们的品性和能耐，在那个世界捞个一官半职也完全不成问题。

这样的冤案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真相等着大白于天下？

当年是依据什么证据判的？没有发生的事，应无证物，总不可以只靠一个人的一面之词来做证据，那几个所谓的唆使者，一不是目击人，也不是有力证人，人证物证皆无，怎么判？就算判个性骚扰罪，也要证据齐全，何况强奸罪；很怀疑但是那时判决的人员也受到了唆使者的贿赂。

其实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些问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社会的进步。要不是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大白于天下？
网络时代带来大量的信息的同时好像让人们也突然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这里我们不考虑信息真实与否的问题（其实假信息的比例是很高的）。
难道现在的社会比原来（这里指90年代和80年代部分时间）要差很多么？未必。当年哪里有现在通讯的发达，现在内蒙发生的事情，海南那边马上就知道了，当年呢？此外，所谓的舆论监督信息透明的声音的响起也不过是最近这么些年才喊的越来越响亮。
过去很多丑陋的东西因为离我们生活的环境很远，我们根本无法注意到。像我城市的黑社会团体在被打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在它附近居住。当然也和我当时年纪小有关系。但据当时的成年人间的交谈其实也就是知道有些人把持了那个地方的装卸服务而已，杀人强奸，打砸抢之类却没有耳闻。

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24年不光自己一辈子完蛋还连累家人。

真是人间悲剧啊！想想都叫人不寒而栗啊！中国的这些个机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

能真相大白的冤案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永远都得不到昭雪

现在中国的有些执法者就是那么的SB，关的不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又不去关心，哪天把他们的家人都关进去让看看他们关不关心。

中国的冤案是最多的，中国警察假设所有老百姓都犯罪嫌疑人，有任务的，抓了再说。